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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马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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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狮子〔中国〕企业研究院创意总监,中国商帮及城市文化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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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商@天下宁波帮# 盛宣怀作嫁·“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  

2012-12-11 13:50: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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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读晋商徽商就OUT了,现在要读就读宁波帮

一部宁波帮的成长史,就是近代中国的屈辱史挣扎史奋斗史

 

此时的盛宣怀,在帝国已是风光八面。

1885年,李鸿章命令轮船招商局完全改组,委任盛宣怀为总督办。从这一年的秋天,一直到1902年年底,盛宣怀完全控制了轮船招商局,他是总经理,也是最大的股东。他迫不及待要做的事就是重订章程,使招商局“商办”色彩大为减弱,“官督”的权力明显增强。同时,他还是电报局的总经理,也是大股东——这也意味着,他彻底颠覆了以唐廷枢、徐润等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势力。和徽商一样,粤商也开始在上海走下坡路。而盛宣怀则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

这是一次典型的“国进民退”。

尽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创办,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和外国商业进行竞争,但是对垄断权力的追求,却给众多的民族企业造成了杀伤。更糟糕的是,这些排它性的特权,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大炮和不平等条约面前,完全不起作用。

当民族企业被杀伤越重,洋人就越能趁机得利。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的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历史演进过程中实则是个败笔。

反观同时期的日本,几乎和洋务运动同步的明治维新时代,却决意地放手让商办自由化,民营企业开始。当盛宣怀一个心思地靠督办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时,涩泽荣一却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

这一年是1873年,涩泽荣一刚刚三十岁出头,就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如果不弃官,应该仕途无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维新之前的日本,商人在国家的地位同样不是很高。

可以说,涩泽荣一此举也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说叫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1)而他本人,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

不过有趣的是,“从投身实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到处演讲,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2)

这就有点像既推崇“写一手好字”,也喜欢“打一手好算盘”的宁波人了。

虽然观念上不及涩泽荣一,但这并不影响盛宣怀在帝国的官僚体系内的上升势头。自从1879年10月,第一次见到皇上,有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正式行政职位——天津河间署理兵备道之后,盛宣怀在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不过这中间也有波折,1894年,给了还在仕途上孜孜以求的张謇一个状元,也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一年,大清王朝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恰逢60大寿,为此举行恩科会试。已经42岁的张謇,再次投考。

此前,他曾应顺天乡试,获中第二名,成为南方士子的魁首,但却在接下来的礼部会试中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多年的科场消磨,让他在听闻一位老友客死在旅顺时,日记里曾写,“凄婉天涯,名心益冷”。这次投考,在张謇眼里,也无非是打酱油,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他竟然被点中了状元。

之后,他就很快被授予翰林院撰修。

眼看着追求一生的功名就此展开,张謇有些意气风发。

也就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为了庆祝生日,她竟然将李鸿章的心血也是洋务运动的样榜——北洋水师用于购买军械的钱,挪去修作颐和园了。这李鸿章的心血也是洋务运动的样榜——北洋水师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也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向西方学了点皮毛技术的洋务运动,开始破产了。

很多人把甲午战争的失败扣在慈禧太后头上,事实上,李鸿章并不缺钱。盛宣怀手里就把持着晚清工业体系中最大的两个产业,轮船和电报,如果李鸿章再缺钱,显然就说不过去。在战败后,李鸿章赴马关议和时,临行前向代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王文韶列册交代时,仅淮军银钱所就存银800多万两。

有人就对李鸿章是否真正的公忠体国表示怀疑,如果真的是对国家前途考虑,尽可先用此款来购置新式船舰,生产枪炮弹药,何必拘泥于部拨?!只能说,李鸿章还是有私心的。自己的小金库能不动,还是不动。

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腐败,在帝国已经屡见不鲜了,甚至让帝国的肌体病入膏肓。也正是将这种现象看见眼里,一直对挑战中华帝国心存犹疑的日本,终于痛下决心。

随后《马关条约》签订,举国舆论滔滔,戊戌变法由此肇端,李鸿章也因对战事不利负有责任而暂时失势。

朝廷中,以光绪帝师傅翁同龢为核心的后清议派,多次斥责李鸿章“避战自保”。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里没有搀杂个人的爱恨情仇。

想当年,李鸿章还在曾国藩幕府时,曾弹劾过安徽巡抚翁同书。这个翁同书,就是翁同龢的哥哥,因为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的事件上措施失当,以致激起大变,而他本人又在守卫定远时,弃城逃走,没有尽到封疆大吏应有的责任。在李鸿章的一纸诉状下,翁同书虽然没被杀头,但被发配新疆,到死也没能回来,倒是两代帝师,翁同书他爸翁心存被气得翘了辫子。如今,有了这么个机会,翁同龢就往死了逼李鸿章。尤其是黄海海战后,当后党趋向对日本妥协时,他们又苦谏要求抗战到底。这之中,除了翁同龢,还有光绪帝爱妃珍妃兄长、礼部侍郎志锐,珍妃师傅、侍读学士文廷式……

当然也少不了翁同龢的门生张謇。

张謇之所以在1894年得中状元,除了自身的能力之外,也大概与自己是翁同龢的门生有关,受到清流人士的长期奖掖。

这也让依附于李鸿章的盛宣怀感到了一阵寒意。似乎他也要重蹈胡雪岩的覆辙。

但他却不是胡雪岩。

如果说胡雪岩只依靠左宗棠,他倒是狡兔三窟。

他可以把自己和李鸿章捆绑在一起,但是他也在暗地里培植自己的势力。除了督办更多的企业,把控自己督办企业的财权,更重要的是在生意往来中,积极寻找自己的“合伙人”。早在1890年代初,他就搭上了晚清的一位重臣,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其时张之洞正在大炼钢铁,操办汉阳钢铁厂,却因为矿石和燃料急缺正抓头皮,盛宣怀适时地把自己在湖北省大冶县的煤铁矿,卖给了张之洞,解了张之洞的燃眉之急。

也正是借此机会,盛宣怀傍上了张之洞。

当李鸿章被甲午战争给击跨之后,盛宣怀赶紧将过去在李鸿章保护下的所有工商业企业,逐步转移到了张之洞的保护伞下。

在汉阳铁厂开始生火炼铁后,由于考虑不周,所购设备不适合大冶铁矿提供的含磷较高的矿砂,所炼钢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陷入困境,到最后竟难以为继。盛宣怀又适时地顶了上来,帮张之洞背起了这样一个大包袱。

不过,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些讨价还价,盛宣怀看上了卢汉铁路——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自主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张之洞建设汉阳铁厂,很大原因也是为了生产卢汉铁路所需钢轨。虽然有些不爽,但为了保证盛宣怀能承办汉阳铁厂,张之洞只好将卢汉铁路的督办权,交给盛宣怀。

等着看盛宣怀笑话的人,看到的却是一个更蓬勃生长的对手。

1896年,52岁的盛宣怀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并非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影响力。

如今,这个对手又要出手了。 

 

胡雪岩的倒下,显然触动了盛宣怀。

他给皇帝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

这个自强大计折,除了提出练兵、理财和育人是中国的三条自强之路,还给出了一些可以具体实施的方案,比如说,创办银行。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银行,不然容易被外资银行所绑架。他还认为,“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意思也就是,银行有很大的功能,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外人举办的银行,跑来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他还说,“办铁路不能不办银行。”

盛宣怀说这些自然事出有因。此前,他在督办卢汉铁路时,需要大量资金,第一个方式,就是向国际借外债。“盛宣怀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干了九年。在‘借款筑路’的思想指导下,先后向外商借款共计1.8亿余两。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100公里,是之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前二十年(1911-1931年)所修铁路的总数。”(3)只是,借外债得答应别人大把的条件,这让盛宣怀深切感受到,建立中国人自己银行的必要。试想一下,如果自己手头上有这样一家银行,还怕没钱给自己的工业生产投资么?!还需要被外人吆喝来吆喝去么?!

如今,在各种盛氏传记里,都据此强调他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始人。事实上,这一荣誉基本上就是从容闳那里抢来的。在 “风闻” 容闳的举动后,盛宣怀也按耐不住,又开始施展他的手段。他要极力破坏容闳的计划,让这样一个新式银行的控制权,最终落在自己的手上。

至于手段,除了贿赂大太监李莲英之外,他还积极利用自己和帝师翁同龢的老乡关系。在讨论盛宣怀的奏折时,翁同龢建议将铁路和银行归并一议,并由盛宣怀担任银行督理一职。这再一次证明,商场和官场上都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盟友张之洞这时也从反对的层面再次证明了这句话——

张之洞很恼火盛宣怀又办铁路又要搞什么银行,简直就是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明摆着,搞银行肯定要分散精力,那盛宣怀什么才能把卢汉铁路搞定?!再说,自己的汉阳铁厂还杵在那里,等盛宣怀经营呢。

除此外,张之洞曾在1893年又建湖北银元局,所铸龙洋通行湖广和江浙一带,其铸币的利润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盛宣怀鼓捣的银行又想铸造银元,再把它的总行设在上海的话,那么,肯定会对银元局的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

张之洞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他积极反对说,盛宣怀“任寄已重,体制已崇,事权已专”, 若再督理银行,“必致群议蜂起。”意思也就是,盛宣怀吃得够多了,如果还拼命给他加菜,会让饿肚子的人骂娘的。

但铁心了的盛宣怀,却不将他的反对放在眼里。

出身草根又留洋多年的容闳,也自然不在话下。他只有愤然,“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4)

看得很透彻,但他却彻底被排斥在新式银行之外。

政府却不管你这些。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加上清政府面对两亿白银的战争赔款正一筹莫展,光绪也想给盛宣怀压担子。

也就在1896年的12月7日,光绪正式批准盛宣怀兴办银行。

从这里出发,在中国的金融舞台上,中国通商银行开始显露出了一丝胎动的迹象。

在接到光绪的批准之后,盛宣怀转身就将抚育这个婴儿的任务,交给了严信厚。 

 

在接到任务之前,严信厚正忙于“实业救国”,开始投资新式工业。也正因为此,他和传统的宁波商人,有了鲜明的区分。比起买办杨坊等人,也具有了现代意味。当然,这也得益于盛宣怀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有关,让他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还能成为实业救国的典型人物。

没有这样的机遇,加上“五口通商”的开放——这个传统书香门第出生,从钱庄业起步又做着各种生意的他,很难有现代性。

更很难成为史家嘴里“宁波帮的开山祖师”。

和大多宁波人一样,形势逼迫着他们不能安土重迁,却也心怀故土。

严信厚便一直为宁波而忧心。

此时的宁波,距离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以来,已有多年。西风美雨早已涌了进来,自然少不了疯狂逐利的外国商业。

他们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除了鸦片,洋布又为大宗。

在西方列强机器大工业生产下,洋布价廉物美,严重地冲击着土纱。加上他们又控制中国海关,同时获得内河航运及内地通商权利,对华输出更是急剧增长,中国的手工业进一步解体。

宁波也不例外。

严信厚看不惯这种现象。他决定自办一家机器轧花厂。

1887年,他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筹集5万两资金,把地处宁波北郊湾头下江的一个原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取名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有四十台新式轧花机,雇佣工人三百多人。它不仅是宁波第一家近代工厂,更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

合作创办的还有同乡周金箴。此前,他做过江西广昌县知县、南昌县知县,这次弃仕从商,可以算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不过,通久源的创办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这阻力不是来自于西方世界,而是来自内部的保守势力。一些无知的绅士和保守的百姓担心修建厂房、使用蒸气机会破坏风水,群起而反对。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中国,此起彼伏的上演。为了说服他们,严信厚让他们选了五名代表,请代表乘轮船到上海,参观了外国人的一些工厂,让鲜活的生活现实,来鼓舞教育他们,这才让他们心中消了疑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为汤仰高的关系,通久源使用的是日本造的蒸气发动机和锅炉,还聘请日本工程师和技师指导生产。这也让严信厚在很长时间内,背上了通日的嫌疑。

但这已无法阻挡严信厚把通久源做大,把实业做强之心。

通久源创办之后,严信厚还先后在上海设立有利棉轧花厂、原记轧花厂、礼永和轧花厂等。到了1896年,通久源又升级成功,改为纱厂,将轧花、纺纱、织布各工序连为一体,而以纺纱为主。它的拳头产品——龙门牌纱布畅销一时。算起来,该纱厂拥有工人1200多名,拥有1.1万枚纱锭,和230台布机,年产棉纱1.1万件,一跃成为洋布最有力的竞争者。一份名叫 《捷报》的报纸在1894年11月16日和1895年4月26日分别提及到宁波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建立,“一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目,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

另外,该厂还取得了一项特权——别忘记了严信厚头上还有顶官帽子——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后,可免除每担7钱 (关平银)的关税,直接通过浙海关口,使龙门牌纱布畅销宁波、绍兴、温州以及福建各地,每年获利颇丰。

这个时候,藏在他内心中的一个情结,又活了——

当过钱庄学徒,又在胡雪岩手下处事多年,让他一直有开设一个票号的念头。经过这十年的积累,手头上有资金了,他还要等到何日?

在上海,他先盘过来一个票号,成立源丰润,然后又在京津开设十来处分号。这样,他一举建立了比较先进的渠道网络。但他也清楚,阜康票号当年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大做官家生意,和大多票号一样,是官员的瑞士银行、地方政府的对公帐户。

为此,他连天津盐务帮办这个美差都不做了,却利用李鸿章此前保举他做的候补道的身份,到上海任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进出的公款——毫无疑问,上海道进出的公款,又大多通过源丰润汇划。

如此一来,源丰润不但在商界影响卓著,而且在官场也名声越来越响。就连袁世凯都是该票号的大主顾。

最后,和胡雪岩的阜康票号、云南王炽的天顺祥一起闻名于世,成了多少能抗衡山西票号的“南帮票号”。

严信厚竟成钱业之魁。

与此同时,严信厚又说服上海道龚照瑗,用惠通官银号的资金创办华新纺织新局。周金箴仍是其中的投资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严信厚和这个小老乡,虽然没有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但一起同在商海遨游过,所以感情相对深厚。

日后有好处,肯定是有我一份,也有你一份。

回过头再说华新纺织新局,严信厚在创建后担任协理,这保证了宁波通久源机器轧花厂生产的皮棉不用愁买家,可以直接包销给华新。

这样,严信厚投资的工业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既多赚了钱,而轧花厂的利润也比以前更有保障。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严信厚还是比较擅长,拿公家的“鸡”,来孵自己的蛋的。不过,完全属于自己的源丰润票号,也不是只做汇划生意。

为了自身的发展,源丰润也一改票号或钱庄的钱只能作周转资金,而非长期投资的陋习,开始投资实业,让这些钱成为真正的本钱。但其再怎么努力,改变不了的是钱庄和票号的大环境。越近世纪的末尾,钱庄和票号与银行的力量对比,在整体上越发生着变化。在新式银行面前,其已逐渐成为一种附庸。

再有钱如胡雪岩,最后又能如何?!

也许,正因为这种触动,成了他和盛宣怀携手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心理基础。 

 

严信厚真的要感谢胡雪岩,谢谢他让自己和盛宣怀作了同事。

正因为此,两人老早就认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熟人社会”,有个熟人好办事。当然,做同事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好事。盛宣怀与唐徐二人也同为李鸿章的幕僚,但最后却只能是你死我活。严信厚和盛宣怀的关系之所以能永葆青春,这跟两人多年来一个办洋务一个办盐务,哪怕到最后严信厚投资实业、玩票号,也开始融入洋务圈,两人都没有正面的利益冲突有关。

你说呢?!

另外,盛宣怀通吃官商两道,严信厚自然不会白白浪费自己和他的“同事”关系,甚至在你来我往中,有意识地加强。日后在盛宣怀与胡雪岩之间,严信厚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选择谁,要和谁站队。

当然,盛宣怀选择严信厚作为自己的帮手,让他和自己一起创业,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两者出生并生长的地域比较相近,而且地域文化也很相似。

盛宣怀的家乡常州,以常州学派闻名,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来自于东林党,就是“经世致用”。同样,在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这也让宁波人不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所以盛宣怀和严信厚都有一生务实的性格,和追求事功的作风。

这也让两者相互欣赏,不至于因各自理念不同而产生冲突。

得补充说明一下的就是,李鸿章之所以器重盛宣怀,就是因为盛宣怀的“经世致用”思想符合他的洋务强国宏图。

多年后,盛宣怀和严信厚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亲戚”关系。严信厚之孙严智多娶妻刘承毅,其小舅子刘俨亭的老婆,就是盛宣怀的六小姐盛静颐。另外,严智多的女儿严仁美还是盛静颐姐姐盛关颐的“干女儿”。这么算下来,盛宣怀还得尊严信厚为长辈。再题外话一下,这个严仁美和她那“民国三姐妹”的姑姑们一样,曾是上海滩上最出名的大美女,和宋霭龄的大女儿孔令仪又是好朋友,所以,她又是宋霭龄的“干女儿”,而宋蔼龄曾经当过盛关颐的家庭教师。

再好的伙伴也有冲突的时候。

严信厚曾建议盛宣怀由他所办的源丰润票号作为基础来组建。这也许跟他的私心有关,肥水不流外人田。另外,源丰润票号可以借此升级换代,那样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一建议很快就被盛宣怀给BS了,他决心新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在他看来,汇丰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严信厚尽管痴长盛宣怀几岁,但在强势的小弟或者玩笑说“晚辈”面前,他只能听从和执行的份。

不过,这次,盛宣怀却说,“银行必须商办”。而且,在银行核心人选,“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

这句话很不像是出自盛宣怀之口。

只能说,他也有难言之隐。

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新式企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督商办”模式已日渐没落。盛宣怀长年浸淫其中,早知道这种模式不得民心,民间担心政府的干预,常常会踯躅不前。另外加上“国企”体系由于缺乏监督,很容易造成贪腐以及人浮于事,也往往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不良。

说起贪腐,盛宣怀就参与其中。

就在1877年,轮船招商局购买旗昌轮船公司,盛宣怀发现发现旗昌还有房产30间、洋房17所,约值50万两。他赶紧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心腹集团的几个人另立一个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百分之八左右的收益。

他说,这样一来“洋产既可收回,贻之子孙,以公司名义,亦不招摇……”。这就苦了那些砸了大把金钱进来的股东,他们痛心疾首地说,““招商局腐败极矣,弊端极多,买煤有弊;买船有弊;揽载水脚,短报有弊;轮船栈房,出入客货有弊;用物有弊;修码头,不开标有弊;分局上下浮开有弊;种种弊端不胜枚举!”

这次,盛宣怀既然要学汇丰,不商办也难成行。

模式既定,一切就要进入正轨。

但是,曾在宁波提议成立新式海关的赫德,也盯上了这块肥肉。

总不能只允许盛宣怀抢容闳,就不许别人就抢你盛宣怀?!

更让人觉得紧张的是,此时的赫德,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小小的翻译官了,而是清政府总税务司的最高领导人。

 

备注:

 

(1)、(2)赵化勇,《大国崛起》,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3)《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

      (4)李响,《容闳,睁眼看世界的“草根”第一人》,《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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