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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马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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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狮子〔中国〕企业研究院创意总监,中国商帮及城市文化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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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商@天下宁波帮# “汉奸”来了·向北是上海!  

2012-12-02 15:19: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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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晋商徽商就OUT了,现在要读就读宁波帮

一部宁波帮的成长史,就是近代中国的屈辱史挣扎史奋斗史

 

 

杨坊,字启堂,又字憩棠,宁波鄞县人。

他当年流落到上海,是被迫而为,但也是顺势而为。

 

 

与宁波本土只有一个杭州湾之隔,坐船有时只需要一个晚上就能到达的上海,曾是众多宁波人外出打拼的一个重要选择。

今日的上海,像极了豪门,当时的上海,在很长时间内,连豪门的门槛都没摸着,只是一个受宁波商业辐射的一个小县城,蜷缩在今天的上海南市。 

也就是豫园、老城隍庙所在的“老城厢”。

说起历史,它一开始只是个海边小渔村,在隋唐时隶属于苏州府华亭县,到1192年才有了“上海”这个正式地名,所以排起辈分来,它还得叫一声苏州老祖宗。对这样一个小渔村,帝国版图一直将它放置于很疏远的地位。

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

“1727年后,南洋贸易以厦门为正口,西洋贸易以广州为唯一口岸,中日贸易从宁波入口,上海的地位并不高于厦门、广州和宁波。到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鼓励海上贸易。一度‘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上海,凭借着襟江滨海的地理位置,时来运转,港口贸易迅速升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⑴

这里的江,自然是指长江。海则是东海。

头顶长江,脚踏杭州湾。

面朝东海,上海春暖花开。

与此同时,上海的市区又有黄浦江穿城而过,将上海分割成了浦西浦东,并在白渡桥接纳吴淞江苏州河),再一路向北,到吴淞口注入长江,成为长江入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这样,上海航运的任督二脉,遂被彻底打通。以后西方列强就可以开着轮船,从东海进入长江,再从吴淞口跑到上海的市内,大摇大摆,长驱直入。

更重要的是,上海的政治地位也开始提升。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监督和统驭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务及军事力量的高级长官,官居四品,其地位高于府衙,比当今的厅局级还牛。它的官衙过去一向都设在苏州或太仓,但到了1730年,它的官衙整体搬迁,办公地点从苏州移驻上海。因之,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后来又别称为“上海道”、“苏松太道”、“沪道”。又因为这个道兼管驻在上海的海关,又被称为“海关道”、“江海关道”、“关道”。故此,管理上海的道台会以好几个名字出现在历史的夹页中,如果没搞清楚这几个名字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意思,你肯定被搞得昏头晕脑。

占了位置上的便利,宁波人就经常到上海这个邻居家串门。

先行者中有方介堂,他出生在镇海乡下一个叫“桕树方”小村,最初开办有一间杂粮店,经营杂粮杂货,他想到同样是滨海地区的上海,也会缺少粮食,于是在嘉庆年间带着他的本行来到那个小小的上海城。准确的市场定位使他迅速获得成功,于是他又把经营扩大到糖业,开设了义和糖行。行与店是有区别的,行是批发的商号,可见他的生意,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小港的李也亭则是在1822年经人保荐,来到上海学生意。
这一年,他15岁。

李也亭先是在南市油码头曹德大糟坊兼酒店当学徒。南码头停泊着许多沙船,李也亭每天送热酒上船。

所谓的沙船是一种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平底船,船体扁浅宽大,方头、方梢,并没有很好的抗风险能力。但它有个百里挑一的优点,就是航行起来轻捷平稳,能坐滩,也就是说,它不怕搁浅,特别适宜航行于航道水浅多碛的北方沿海。正因为它可以出没沙洪之间,空载时又须装沙压舱,故名“沙船”。

可以说,正是这沙船贸易,促进了上海的商业,奠定了上海的繁荣。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注意一下上海的市标,会发现它最突出的要素是一艘正在扬帆出海的沙船,还有一只巨大的螺旋桨。

一来二去,李也亭干脆辞去了酒店的工作,上了沙船做起船工,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大海。“李也亭的运气不错,他上船的这一年(清道光六年,1826),正遇上清政府因为运河淤塞,把漕粮的河运改为海运,规定江苏各地的粮船均到上海交兑,然后直运天津、直沽。上海的沙船业适逢其会,正好大显身手。”⑵

对宁波的船商来说,河运改海运同样是一件利好。

此前,宁波早就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当时由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

南号商船只走南洋,北号商船只走北洋。

南号船帮最初主要由福建、广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福建木材,从事贸易。北号最初则由江苏、山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山东特产枣、豆、油等。和上海基本一样,他们航行的工具是帆船,主要以沙船为主。

当然,帆船中还包括尖底的福船,这是为了适应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的需要。他们的好日子,却在宁波于1844年开埠通商之后,一落千丈。因为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中国,轮船排挤沙船,让宁波的船商们愁苦不已。

现在,有了这一利好,他们重振旗鼓,一下子又打了一次翻身仗。

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

靠海吃海的李也亭,坐上海而望宁波,通过打拼,经数年积累而终成巨富,甚至一度垄断江浙沪的沙船业。

同样地,一个叫董棣林的慈溪人也看到了上海的潜力。

他是个药材商人,从事的是江南人最为迷信的参药。他先是行商,奔走于东北与上海之间,最后落脚上海,成为坐贾。

“三个殊途同归的人,以后的发展历程如出一辙,他们大量地从自己的家乡,把亲族和乡堂带到了上海,形成了商场上的“同姓军”和“父子兵”。于是,他们最终在早期的上海滩形成了三个宁波籍贯的著名商业家族:桕树方方家、小港李家和慈溪董家。他们是上海滩第一批拓荒者中的佼佼者。”⑶

 

 

看重上海这块风水宝地的,还有西方列强。

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在看上上海之前,他们首先看上的是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离上海很近,离宁波也很近,事实上,它在过去,就属于旧宁波府。其县治即为定海。前面说了,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所以定海可以作为中国海运的一块重要的中间跳板。上海有的优点,比如襟江滨海,它也有。它的西边就是杭州湾的入海口,西北面则是长江的入海口。和上海一样,它们都可以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将大半个中国纳入其贸易视野。

这样的战略地位,怎能不叫英国人动心?

从1700年开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国政府提出设立商馆、让给岛屿、开放舟山等地为通商口岸等等要求,表现出对舟山群岛强烈的觊觎之心。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就曾向乾隆提出过,允许宁波、定海等地通商,并求取舟山群岛附近一小岛作为英商居住及货物存放地。

至于舟山群岛的县治为什么叫定海,这跟康熙有关。在他心目中,“舟山”这个“舟”,是动的物体有点动的意味,听上去就不太平——毕竟,刚过去没多久的1649年,“南明”鲁王朱以海自闽移驻舟山,建鲁王行宫,号召“反清复明”,一时声势浩大。为此,清政府组织重兵进攻舟山,与舟山军民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最后以屠城而告终。这难免会给康熙留下那么些心理阴影。联系宁波的得名,是明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那么,舟山群岛的县治干脆就叫“定海”,以祈“海波永定”。

康熙还为自己的重大举措,题写了“定海山”匾额。

但是,统治者的迷信,却换不来舟山的真正安宁。

他的不肖子孙,守成之帝道光,却没有守住舟山群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中,英国人就表现得对定海很“锲而不舍”,来来回回打了两次,因此也就有了第一次定海保卫战以及第二次定海保卫战,总称为定海战役。尤其是第二次定海保卫战,更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战,同时也是敌我双方参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交火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

10月1日,在后世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请别忘记这一天——1841年的这一天,在面对英国人的侵略面前,固守定海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同日殉国。身先士卒的王锡朋被炮火轰断一只腿,仍手刃蜂拥而来的敌军数人。最后,被英国人乱刀砍死;郑国鸿执旗督战,身中两炮,仍挥刀力战,手刃数敌,壮烈牺牲;而葛云飞先被英军飞来的枪弹打中了左眼,接着又被长刀裹着腥风劈掉了半张脸面。深怕他不死,英军又用火枪围攻,攒击。一时间,葛云飞全身布满弹眼。

尸直立不仆。

定海遂一丢再丢。

海不定,自然波也不宁。

宁波继上海之后成为五口通商之地,也可想而知。

不过,英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定海尽管很好很强大,但比起上海来,还是有些“生理缺陷”——比如说,孤悬海外。它不像上海那样,跟中国内陆腹地有陆路交通,打马就可以跑遍天下。定海要想实现这一梦想,则要等到一百多年之后。跨海大桥跨越了杭州湾,也将宁波与舟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就意味着,以前困扰着定海的生理缺陷,一下子就被解决掉了。但那时的英国人,却没有这么有前瞻性。谁能想在那么烂的肌体上,还会新生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中国?当然,这是后话。

另外,比起定海,上海更接近他们主要进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而这些地方的税收,可是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大头。想都不用想,占领上海也就意味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1756年,身为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英国人弗里德利奇·毕谷就建议英国政府,要将进取的目光瞄上上海。他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1842年6月17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入上海,其中就有一位名叫高尔顿的英籍犹太军官,同样认为上海是个好地方,决定返回印度后“召集一些精明能干的犹太人去上海”。⑷无疑,上海后来的发展,印证了这些小人物——

有着大眼光。

 

 

杨坊到上海,意图中有没有仿效先行者的打算,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他来上海的这一年,按照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与英国人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也是上海作为“五口通商”之一,正式开埠之年。

通过武力征服,西方终于得偿所愿。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上海开埠显然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但也幸好有鸦片战争之后的门户开放,上海才成长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真正现代意义的上海。说幸好,是赞同门户开放对中国,尤其是对上海的作用。当然,这种门户开放最大的不幸在于,它是被迫的。

如果是中国主动的门户开放,那就不会让人在心里那么纠结了。

就在上海开埠的当年年底,25名英国人就在上海登记。

“这是一个耻辱的时刻,也是上海沐浴国际化的开始。”⑸

上海最为知名的地标也是上海的象征——外滩,当时不过是上海县郊外一片不起眼的荒滩。英国报纸称之为“THEBUND”,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这里“有村落、河流、公路、斗鸡场,甚至还有一个邑厉坛———也就是斩杀犯人的地方。当时外白渡桥靠外滩的岸边还是清军的炮台,炮台西面是军工厂和仓库,现在的圆明园路还是一片田野,虎丘路则是一条小河。”⑹但是英国人相中了这块地方,经过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交涉,八家英资洋行在外滩纷纷落户,由北向南依次是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洋行以及宝顺洋行。

其中,宝顺洋行即是林则徐虎门硝烟时,着力打击的大鸦片贩子——颠地后裔所开设的洋行,英文称颠地洋行。

随后的1845年,和高尔顿同为英籍犹太人的大卫·沙逊,果真迫不及待地从印度孟买来到了上海,开设了近代上海大名鼎鼎的沙逊洋行。

这是上海第一家犹太商号。从沙逊开始,大批犹太人——主要是英籍犹太人络绎不绝地赶来。其中,1849年出生于巴格达,幼年生活艰难,靠拣拾破烂、煤块为生,后来随父母经印度辗转来到上海的哈同,先是给自己犹太老乡沙逊的洋行看大门,靠着勤快、谦让,升为“管事助手”,负责看守鸦片仓库。这算得上是一个肥差,他利用这个职务,大笔收取提货人的贿赂,加上平时省吃简用,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用以购置一些零散的土地,并最终成为上海滩巨富。

而外滩,则要到1897年,开始替代黄浦滩作为一个熟词,出现在上海的生活里。这一年,宝顺洋行在《申报》上打出一则广告称:代理某轮船公司船票,公司在“外滩某号”——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报纸上第一次出现“外滩”这个词。

面对这些纷至沓来的洋行,以及非我族类的外夷,或者说红毛,上海的敌视和反抗的态度没有那么坚决,相反,看上去还十分暧昧。

相比之下,广东尽管身为外贸城,《南京条约》的签定,并不影响他们抵制英人入城,最终把英人阻止在广州城外十几年。

福州也跟着闹得很凶。这个自清以来从未开放的口岸,陡然面对变局,民众在心理上一时也接受不了。就连祖籍长乐,后迁居福州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在回乡途中听到这消息时,也十分惊愕。他在写给福建巡抚刘鸿翱的信中,请刘鸿翱尽力阻止。他认为,江苏、浙江、广东各省都只开放一个口岸,福建却要开放两口,太不公平;

另外,英国人要福州,为的是武夷山的茶叶而已。

不知道是梁章钜建议有效,还是福州开埠严重伤害了福州人的自尊心——地方官府、士绅和民众空前团结,予以抵制。

官府暗中警告,任何人不得与洋人做生意。从1844年至1853年,福州港的茶叶外贸额几乎是空白。

得补充一下的是,梁章钜还有个身份,就是林则徐的好友。

这不得不归咎于上海在帝国话语中长期不处于主流地位。你总不至于要求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对家庭会有很大的责任感。

它甚至会因此产生叛逆心理,谋求改变。

杨坊误打误着地撞上了上海的历史性时刻。

上海也呈现给了他一个有别于先行者的新可能。

 

 

他的铁饭碗,正是外国洋行提供给他的。

当然,这也和他有点英语功底有关。

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懂英语,哪怕懂点半吊子英语,在中国人中间可是凤毛麟角。就是清朝精英官员恭亲王奕?、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翻译人员,也要等到1862年了。相比之下,洋人懂中文的更不多。杨坊自然就成了奇货可居——真是学好西方话,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当然,这也给后续到上海这个开始“国际化”都市打拼的宁波人一个提醒,没有相应的外语能力,你不用再想活出精彩了。

他一开始干的是自己的老本行,担任报关和收丝工作,因为工作出色,曾为怡和洋行设计过一套收购生丝的有效方法而受到洋商器重。同治《上海县志》便说杨坊“多智术,贾上海,与西方通市交易,不数年明习各国事”。

后来,升为怡和洋行的买办。

所谓买办,从本质上讲,它就是经纪人,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单从字面上来说,它其实是葡萄牙人(Comprador“康白度”)的意译,原意是采办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买办的兴起,自然跟洋商在中国做生意人生地不熟有关系,如果没有几个当地人充当帮手,为他们或采购或管事,难免会处处碰壁。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尽管是被洋商所雇佣,但也为他们所依赖。

在杨坊之前,还有一个宁波人,穆炳元,走上了这条路。他原是清军的一个小头目,就在定海战役中,成为了英军的俘虏。英国人没有杀他,却把他征集到英舰上打杂,并有心栽培,教其贸易方法。随着英国人在上海大举登岸,为其充当翻译并总务的穆炳元,又派上了大用场,承担包揽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载:“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穆炳元也充分利用自己这一优势,在华洋交易中巧取豪夺,积攒成巨富,一跃而成为上海的头号闻人。

杨坊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获利空间。

对不了解历史的时代背景的人来说,这无疑值得艳羡。

看上去,给洋商当买办像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

就像今天很多小白领都梦寐以求到外企工作。

事实上不然。

如前所说,“汉奸”俨然成了他们这一代买办们的“原罪”。骂人汉奸,不只像我们当下社会的仇富行为,而且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加上他们帮助洋行贩卖鸦片,这让买办的身份和地位更染上了非主流的色彩。曾国藩曾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除此之外,“极而言之者更是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时,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⑺

有些买办,甚至连性命都不保。

曾有位叫布定邦的买办,在第一鸦片战争中的定海战役中,去定海北门外为英军买肉时,被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发现之后,一举拿下,送往宁波。尽管英军再三要求清军归还布定邦,但不幸的是,布定邦不是日后的穆炳元,他等来了裕谦——坚定的主战派,其时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为了鼓励定海人英勇杀敌,迎接英军的第二次进犯,裕谦当众宣布将勾结侵略者作恶的汉奸布定邦一干人等处死。

在手起刀落后,他被斩首示众。

我不知道杨坊刚当上买办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但相信他一度是惶恐和不安的。当然,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中国大部分商人对财富的积累与持有一直没有安全感……这些心理因素叠加在一起,让杨坊在发迹之后,选择了用钱买官,通过金钱运作,成为了候补道员。也就是说,他走上了仕途。有一顶官帽子保护,他也多少不用担心自己日后被“清算”了。而在民间组织里,杨坊也多有列席。1850年,他更是出任上海四明公所董事。这也是在上海打拼的宁波传统势力对他的认可和接纳。

自此,英雄不问出路。

在官府和洋人之间,杨坊游刃有余。

从1853年开始,时局就给杨坊创造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舞台”。

这一年,上海的街头,到处可见这样的告示:

“鞑夷当灭,明复当兴”。

 

备注:

 

(1)、(4)、(5)、(7)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

(2)王耀成,《戚家山:沙船时代的杰出代表李也亭》,北仑之窗

(3)周时奋、相栋,《宁波老墙门》,宁波出版社

(6)《开埠54年始有“外滩”之称》,上海《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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