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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狮子〔中国〕企业研究院创意总监,中国商帮及城市文化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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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商·宁波帮这样做大】源起(二)  

2012-03-12 14:15: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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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从商是徽州人迫不得已的选择,是“民逐末利”,只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想必都不会走这种低贱的行当。那块大牌子上还写,“村民以农为本,外徙经商,贾富兴儒,因儒入仕……入仕者高官接踵,可谓:满朝朱紫贵,江淮金银山。”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如果没有朱紫贵,金银山也失去了意义。
士农之后,方才工商。诚然也。
宁波人却不这样想,他们身处边鄙之乡久也,在宋之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观念侵染,缓慢而且淡薄,因而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晚而弱,在经商上有先发制人的优势。在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贸易的“贸”(鄮)命名的县名。乾道《四明图经》便有这样的记述,“(贸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居县贸山之阴,加邑为贸。”故有人感叹,以贸易为一个县名,可见商贸在这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至少表明,这里人的观念与“重农抑商”观念是相左的。除了内贸,宁波在外贸上发展也是走在前头的。勾践增辟通海门户古句章港在当时是军事港却非贸易港,但到唐代之后,宁波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北宋淳化元年也就是公元990年,朝廷在宁波设立了官方的外贸专门办事机构,也就是海关总署——市舶司。
此前,市舶司一直设在广州。
到了1844年,宁波更成了历史上所描述的那样,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此后,国外的洋船携着利炮,轰轰烈烈地开了进来,开进了宁波的母亲河——甬江,开进了宁波的老城区——三江口。在这里,哺育了并最终摧毁了河姆渡文明的姚江,会合北上的奉化江,注入了甬江,然后奔流不息由镇海入海。也就是在这里,苦于生计却具有大海性格的一批宁波人,则拿起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漂洋出海。他们以沙船为前导,从沿海盐碱地区走向了杭州湾彼岸的上海。
走向全国,走向日本,走向南洋……
他们也成了近现代第一代宁波帮的雏形。
徽州人外出经商,给当地像西溪南村这样无数个村落,留下了一座座贞节牌坊。
宁波人同样是此去经年,两地相思。
大海洋洋,忘记爹娘……
拿起剪刀的,自然是裁缝。对他们的功绩,我手头上有一本《红帮裁缝评传》自有评价。更重要的是,它在书里也这样说,宁波悠久的重商传统和繁荣的商贸活动,日益深刻地影响了宁波人的价值取向,想那些权贵儒士,跟别地方的酸儒穷儒就是不一样,对工商业不但不采取鄙薄、排拒的态度,而且逐步纡尊降贵,采取重商、崇商的态度。很多读书人乐于弃文从商,而且把儒家的某些经典论述加以重新解读,演化为经商之道。像当下书市上经常会看到的《李嘉诚经商三宝》,《犹太人教你学经商》,等等。
更有个姓戴的人,还把自己的儿子进行分工,有的仍走读书入仕之路,有的则专习商贾之事,以求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整个儿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另外,宁波人稠地狭的结果除了向海洋看,向海洋要发展,还有就是产业的多元化,人力资源必然要重新组合、配置,人们逐步地形成了职业平等意识,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价值坐标,淡化了以“本”、“末”为坐标的陈旧观念,进而提升了“工商皆本”的全新理性原则。
自然,这也促使着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的萌芽与发展。民主启蒙思想随之也在这片沃土上产生。
在这里再做一下摘录: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身为余姚人,在抨击宋明理学中提倡独立思考,明确提出:“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
清代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同为余姚人的黄宗羲在全面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儒家的贬抑工商业的重农思想,第一次高度概括出“工商皆本”的思想:“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猛烈抨击迂儒、腐儒、规规焉小儒们“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的腐朽落后意识。
这一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为工商业的发展和历史地位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次使工商业摆脱了农业经济的附属地位,成为立国、强国之本之一。
在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也成为一种空前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武器,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遭到了空前有力的批判,人们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
宁波地区工商业者,尤为突出。他们四方出击,经营百业,屡建开辟山林之功,在很多行业档案中,宁波人开创的工商业“第一”比比皆是。
……
不得不再提一下宁波的开埠。作为通商五口之一,宁波因此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不过,它也让封闭的宁波更为大幅度地面向世界,不但刺激、促进了宁波近代经济的发展,而且,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也从不同渠道传入了宁波,从各个层面上对宁波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日益产生影响。
他们从买办起步,最终名人辈出。
慈溪,和余姚在地理上紧密相联,在归属上同样密切。后者属新宁波市,前者则属旧宁波府。他们和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奉化、象山、定海等地在外的商人,构成了今天所指的宁波帮。当然,在新时代,宁波帮的内涵还在一再扩大。这里暂且不提。也正是慈溪人严信厚,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于宁波创办第一家轧花厂,并在李鸿章、盛宣怀的主持下创办第一家民办中国通商银行。
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的领导人。
有人说,他是近代宁波帮的“开山祖师”。
他的徒子徒孙同样不弱于人。
“赤脚财神”虞洽卿与盛丕华于1920年创办了上海规模最大的第一家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朱葆三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上海中易信托公司;宋汉章于1931年创办了中国保险公司,为当时资金最大、信誉最高的保险公司。
……
这个时候的徽商,却日薄西山,穷途末路。
徽商是旧式的商人。从他们对待经商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沾沾自喜,曾自我标榜“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盐木典茶”,以及“丝棉粮食”这些传统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行业中,都能长袖善舞。尤其是乾隆时期,以江春为代表的徽州盐商更是风光一时,其总理盐务40余年,家资2000余万两白银,有二品布政司头衔,“以布衣交天子”,与乾隆皇帝交情颇深……
牛吧。就是这些,都没能阻止徽商的没落。
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为推动官盐的销售,在两淮改变实行了200余年的纲盐法,而实行票盐法,凡是缴纳盐税的商人,均可凭票销盐……暂且不论这样的改革会给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百分之多少的增长,给徽商的打击却是致命的,因为它从体制上一举剥夺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特权。
想想吧,如果现在也有领导站出来说,不许中石油中石化,或者电信联通搞垄断了,你看它们还能蹦达到多久?
就如徽商,从此一败涂地,渐至式微。
除此之外,徽商在“丝棉粮食”以及“木典茶”等战线上,同样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阻击。有些阻击直接就来自宁波商人。
在木材长途运输上,原先的徽商,连宗结帮,凭借其丰厚的资本,积敛巨财。不过,他们的木材运输在某种程度上受着地理的局限,顶多靠着内江内河的“援手”。加上他们大概没做好环境保护,砍得多,种的少,最后,内陆的木材显然就不够用了,只好向西南边境的纵深山区挺进。这个时候,靠内江内河的输送,终究比不上海路。尤其是清代前期,沿海贸易的日益兴盛,和大海打了不知道多少辈子交道的宁波人,终于能从木材运输中,分得一块蛋糕了,而且这蛋糕越分越多。不过,宁波人也不独享,江淮商人、山东商人还有福建商人,也加入了这场分蛋糕的游戏当中。
顺便得提一句的是,从事木材长途运输的徽商主要是婺源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婺源。可怜的徽州,随着徽商的没落,居然连自己都没法保存,被分的分,灭得灭,最终改名换姓为黄山市。幸好,黄山市还保留着一个徽州区,让人对徽州保留了一点念想。
当然这也是后话。
另外,在粮食运输上,徽商也不敌宁波商人。虽然他们也曾较早投资沙船运输业,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开张沙船和近代火轮业,扬帆驰骋于海上的,龙头老大是宁波商人,徽州粮食商人想都不用想了。
“望洋兴叹”这个成语,笔者更愿意相信是这样由来的。
更关键的是,徽商研究者范金民更是一言以蔽之,在19世纪中期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新时代的前夜,社会剧烈转型。别人都抓住时机,发财的发财,成名的成名,当然也有不少冤死鬼。但徽商却在坐以待毙。他们没有像晋商那样,创出日后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票号业;没有像广东、福建商人那样,纷纷走出国门,闯荡世界;没有像无锡商人那样,从事近代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
他们也没像宁波商人那样,从事中西交易桥梁作用的买办行业;也没有像宁波商人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以及其他诸多新式行业……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典当、茶叶、茶食、徽馆、药业和文房器用等行业中。
他们虽然高喊“良贾何负宏儒”,意思也就是“优秀的商人并不输于大学问家”,但我相信,他们打心底还是对从商觉得自卑,所以经营成功的徽商大多喜欢浓抹重彩地“修饰”自己,并积极地享受生活,以此作为心理补偿。他们喜欢戏剧表演,不惜动用重金,召集南京的“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大会,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这种轰轰烈烈的大场面,无疑让自己觉得面上有光。尤其是明朝后期,他们更是将江南的收藏风气推向了极致,其热闹程度甚至波及到东瀛列岛。
看上去挺风雅,却制造了无数的“艺术泡沫”。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徽商是一个擅长于走上层路线,搞官商结合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的重要原因。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很大部分消耗在奢侈性消费和千方百计攀援政治势力的巨大花费上,以此来结交权贵。“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最为知名的代表。他们在与权贵的称兄道弟中,一方面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满足,另外一方面能得到政治上的庇护。只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他们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
尤其是他们所依附的权贵,像陶澍之流再对他们来个釜底抽薪……
徽商的处境不言而喻。
他们害死了自己,还害死了自己的家乡人。
徽商在外雍容雅服,衣丝乘车,搞得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有钱。有钱不敲,当政府是傻子啊。结果明清两朝政府都拼命地向徽州征收赋税,可想而知,徽州当地的人民被欺压得苦不堪言,一天只吃两餐,而且没什么花样,只有粥。妇女们日夜纺织,一月要做四十五天的活。而更多的人,出走为商,加入到这恶性循环当中,成为链条上的一员。
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长期斗争的宁波人,则养成了团结互助的好习惯。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往往会对家乡给予了最为温馨的回报。
兴办实业,开办学校……
如,“五金大王”叶澄衷,在自己六十大寿时曾做出两项决定:在上海虹口拿出自己的一块24亩好地,出资10万两兴建一所洋学堂——澄衷业学堂,后改名澄衷中学。另外一项就是,在家乡建“叶氏义庄”,义庄里设义塾。
他的学生中便有电影巨头邵逸夫,以及世界船王包玉刚。
他们都是宁波人。
宁波帮也因此源远流长,不曾断绝。
又如虞洽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自己的老家——镇海龙山村建成了“宁波唯一的模范村庄”。他在龙山投资兴办了龙山三北轮埠码头,这样轮船就可以从龙山直接出发抵达宁波城区、上海,家乡的棉花也就有了一个快捷的出口途径,仅此一项而论,三北乡民,每年可省六十余万元。另外,他还在家乡的虞宅北首办电报局、电话处、铁路等,后又办起火力发电所、救火会所。
想想现在的有钱人,有了钱之后,就想携款移民,两相对比,叫人情何以堪?!
徽商也只有一声叹息。
他们眼见着,
在自己逐渐没落的背影下,
赫然站出了一个更新的商业王朝。
 
参考书目:李微微,《耜耕农业的世界颠峰》,《文化之源》 
范金民,《徽州商帮衰落记》,《中国经营报
陈学文,《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季学源、竺小恩、冯盈之主编,《红帮裁缝评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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