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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马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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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梧桐下的近代风云   

2013-12-20 15:09: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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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梧桐下的近代风云 - 王千马 - 王千马 的博客
今日上海被梧桐掩映下的街道
 

 没有哪个城市,对梧桐的感情,有上海人这般深厚了。它遍植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之中,浓荫对接、叶密成盖。在烈日炽热的夏天,给上海的市民们一路绿荫。到了岁寒之际,又早早地摇一树的落叶,让阳光在枝干之间穿行,温暖这个城市的一冬。没有谁能比它更适合做南方城市的行道树了。这也是法国人当初将它从欧洲大陆引进上海的原因。说起来,它们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业已百年多。

它们一开始扎根的,其实还是乡土中国。在它们的脚下,原先叫芦家湾、叫淡井村、叫顾家宅。这些名字每次读上来,总会使人眼前浮现出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泥香四溢,鸡犬相闻,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生死死,时间犹如凝固了,数代都不曾改变。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到来,这一切都被彻底毁掉了。

一纸《南京条约》,让上海成了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它的命运,已经开始不再由自己主导。英国人在它身上勒索了一大片租界之后,美国人又跟着递上了《望厦条约》。法国人当然也不会错过分蛋糕的好时机,1844年趁着清政府被英、美搞得头昏脑胀,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逼迫清政府签下了《黄埔条约》。据此,法国不但轻易取得了英、美已然得到的诸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又得到了一些新好处。如:法国人于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租地建屋,“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这为法国后来扩大租界留下借口。

正是在这一年,盛宣怀在他的常州老家出生。这个时候的他,肯定还不明白法国人一系列“不友好”的举动,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

转眼就到1849年的4月,法国人如愿以偿,获得了自己在上海的第一块租界。这块租界位于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大约986亩地。当年的上海县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城厢,蜷缩在今天的上海南市。其知名的景点有老城隍庙和豫园。也就是在上海县城的北门外,原先有条护城河,即今天的人民路,成了上海县城和法租界的“分界线”。再往北,有条洋泾浜,则是英、法租界的“分界线”。这条洋泾浜东西向,其东头连着的便是黄浦江,也因此将外滩一分为二,一段属英,一段归法。如今,这条洋泾浜在上海的造城运动中早已不知去向,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踪迹。

今天的延安东路,便是它的后身。

勒索租界成功的法国人,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并不甘心闷声发大财,他们扩张租界的欲望,从来就没有停息。

十几年后,《黄埔条约》所留下的后遗症开始显现。他们在上海不停地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并巧妙利用统治当局的软弱和恐惧,以及需要,分别于1860年、1900年,以及1914年,实现了三次大扩张。尤其是1914年,法租界净增的面积为13015亩。在这三次大扩张之中,1860年的扩张主要是向东,虽然收获不小,但这不符合他们在上海的经营战略,他们主要的收获是在后两次的扩张,目标是向西,再向西。“法租界当局其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它要尽力地将自己的版图由东向西大举推进,最终目的是要与徐家汇衔接起来。因为法国天主教早在那里建立了江南教会中心,这是法国在华开辟的一个重要基地。”(郑祖安:《近代上海花园洋房区的形成及其历史特色》,《社会科学》2004年10期)

今天的淮海中路、淮海西路就是法国人越界筑路的结果。淮海中路在法租界时期,叫过宝昌路,后来又叫过霞飞路。“宝昌”的名字很中国,“霞飞”的名字很古典,总能让人联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意境。但是这两个名字都和中国没关系,它们均取自两位法国大佬的大号。

英国人喜欢拿中国著名城市为自己租界里的道路命名,比如说为纪念《南京条约》的“南京路”。但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法国人喜欢拿自己国家“优秀人才”的人名作为地名,是为纪念,也是为炫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说起这位宝昌,他是法租界公董局的重要人物,从1881年到1907年曾17次入选公董局董事会,其中任总董就达6届。可以说,法租界的市政建设基本上就掌握在他手下。而霞飞,则是一位法国将军,欧洲战场上他曾屡建功劳。当他荣升为法国东路军总司令之后,法租界公董局里的诸位大佬们立即想起,这位将军早在1885年就来过上海。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到上海也只是游玩,但这并不影响大佬们将他和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决定,从1915年开始,将宝昌路改名霞飞路。这一叫,就叫了几十年。

霞飞路初筑时,差不多是在1900年,一开始均为泥石路面,后来陆续铺设块石。路筑好,总需要行道树作为绿化。于是,1902年,梧桐被法国人选中,成了行道树的主要品种。自此,它们大规模地在上海落地生根。

正是法国人将它带了进来,所以它们一开始被称作了法国梧桐,又名法梧。

只是,叫它们为梧桐,相信有些人会很犹豫。事实上,梧桐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千年,中国有句古语,叫“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庄子见惠子时就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宛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此鹓鶵,即凤凰的一种。庄子的意思是,凤凰从南海飞到北海,只有遇到梧桐,它才愿意落下。除了梧桐,送它金山银山也动不了它的心。

庄子所说的梧桐,高大笔直,碧叶青干,所以才有吸引凤凰的高贵和祥瑞。与此同时,它的叶、花、根、种子均可入药。而上海这些作为行道树的梧桐,树干高大,却不太直;它们的叶子很娇艳,下落时却变成了黄土似的褐黄;它们的果实也无法食用。两者之所以能混淆世人眼球,除了身形近似,也因为它们都长着手掌般的叶片。

如果本着认真的态度追根溯源,这些梧桐只是悬铃木的一种。为二球悬铃木。其实它更应该叫做“英国梧桐”,因为它是英国牛津人拿一球悬铃木与三球悬铃木杂交形成的品种,但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广泛的培植。而三球悬铃木才是正宗的法国梧桐。

这些梧桐被称作法梧还是梧桐,都是名不正言不顺,但在中国,他们却强占了梧桐的身份,而且理直气壮,毫不嘴软。与此同时,真正的梧桐却在忍辱求全,为了区分,退而求其次,改名为“中国梧桐”……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以后读到这样的诗词:“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烈女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筠?《更漏子》),需要把这里的梧桐一一替换成“中国梧桐”,该是多么恐怖。然而却没有道理可讲。

这不是单纯的将错就错,在坚船利炮面前,弱者从来就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即使有错,也只是你的,而不是他的。从这些名字的此消彼涨上面,可以看出帝国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力量对比已然失衡。不言而喻,这种此消彼涨其实就是一个“告示贴”,却并不“安民”。上面白纸黑字:

上海乃至中国已被清晰地纳入进了西方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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